历史是条幽长的隧道，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哪里去。在这条隧道里，有极少数的人化成了星光，闪耀在壁顶指引着人类前行；有的人则成为矗立隧道两边的柱石，支撑起历史的进程，确保了文明的延绵；而大多数人则是小石子，积铺在历史隧道的底部，黢黑发亮却又默默无闻。但毋庸置疑，不论是哪类人，他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即使是黢黑的石子，也曾伴随着历史的洪流翻滚前行。
在永康《金城川朱氏宗谱》里有两篇文字，记载了晏塘村朱开第在民国初年的曲折经历。朱开第，字声初，浙江永康人。自永康日新高小毕业，他便毅然投身时代洪流，参加过辛亥江浙学生军，追随吕公望参与护国运动、护法运动。1924年，朱开第便英年早逝。除宗谱外，其生平事迹亦未见于其它史料，但透过这雪泥鸿爪的记载，我们仍可以感觉到这位普通永康人在民族觉醒中曾付出的坚守和执着。值此孙中山先生逝世百年之际，谨以此文缅怀所有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献身的先烈，并纪念这颗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永康小石子。
《金城川朱氏宗谱.随字行第上.随一百十二传》：讳开第，字声初，艮一百七十四之次子。秉性和平而饶有知略，自高小学毕业背亲赴杭投入学生军，继毕业于学兵营，终修业于江苏法政。军事法律，具有知识，故办事咸称上峰意。民国五年因谋江浙和平，浙督吕戴之委为代表。及浙督易人，奔走沪粤闽桂赣黔诸省，会充粤省电报局主任及桂省少校参谋等职，到处欢迎。尝在杭遘疾勾留敝寓，余侍汤药，凡往来者皆当代名人，即此可知其才具。现年三十二，方期大有为也，而竟赍志以没，惜哉！
《金城川朱氏宗谱.历世仕宦绅衿名表》：朱开第历任三河汎军事检察员、援闽浙军司令部一等差遣、赣黔桂浙联军禁烟办事员、临时浙军电报局办事员。”
朱开第出生于小康之家，父亲是永康议员，在当地颇有名气。当我们乍看到《小传》中“背亲赴杭”四个字时，颇以为《小传》的作者按“新潮学生悖门闹革命”的格式进行了美化。虽然俗套，倒也符合辛亥革命的时代潮流。然而将《晏塘村志》和永康档案馆查得的朱开第父亲资料相互印证后，恍然之余，不禁讶然“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理永恒。
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众思想空前活跃，政党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立，“综其数目，殆达三百有余”①，共和党就是这一个时期的产物。随着孙中山提出“一国政党之兴也，只宜两党对峙，不宜小党分立”，他的主张慢慢的变成为一些的共识，宗旨相近的党派于是开始整合。1912年5月，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由光复会成员组成）②、（会）五个团体合并成了共和党。共和党的成员来源极为复杂，既有因领袖陶成章被陈其美、蒋介石暗杀而走上同盟会对立面的光复会成员，有革命既得利益军事集团，有“江浙间朴学士人，素昔从事教育公益者”③，也有前清维新保皇派。当时各省军政大员如黎元洪、蒋尊簋、朱瑞、庄蕴宽、吕公望、赵惟熙等亦曾是共和党员。
1912年5月—8月，在同盟会改组为之前（非后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改组的中国），共和党曾把持了北京临时参议院的立法大权。成立后，在袁世凯支持下它也一直是与分庭抗礼的保守派大党。1913年5月，因国会中席位少于，在袁世凯授意下共和党又和、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立宪派张謇为临时主席，旧官僚黎元洪任理事长，立宪派汤化龙、保皇派梁启超、革命派章太炎任理事。但在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参议院被袁世凯解散后，或因共和底线被打破，或因兔死狐悲的共情，进步党党员纷纷，进步党事实解散。
朱开第父亲朱桂馨，清末邑庠生，民国元年加入共和党。《堰塘村志》收录的1912年《祝朱吴氏70寿诗序》中，朱桂馨落款“清附生日新高小教员会充本区自治议员”、永康档案馆藏1913年《共和党永康分部党员录》更明确朱桂馨为共和党议员。朱桂馨后期是否加入进步党已无据可查，但从其清附生和共和党议员身份不难推测其保守倾向。而不论共和党还是进步党，他们均是保守派“代表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以原立宪派为主。其成员包括部分旧官僚、地主士绅及少数革命党，他们拥有经济实力，拥护民主共和制度，强调国权，力主稳健主义，虽与革命派有过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合作，但他们与旧官僚关系较深，常持拥护或依附政府的态度。”④
保守派不反对，甚至还习惯性依赖强权人物和政府来治理国家，这也解释了共和党既反对封建帝制但也“拥袁反孙”、反对激进革命的政治态度。值得一提的是，时任永康共和党分部部长的是胡庸，副部长是永康中学首任校长胡侯锡，这从侧面说明在“驱除鞑虏”后，至少永康文教界是接受共和党及共和党所拥趸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的政治变革与渐盛的民权主义思潮相违背，鲁迅在《范爱农》中就曾讽刺辛亥革命这种不彻底的政治变革：“‘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接受过新式学堂的教育，耳濡目染革命党民主自由纲领的朱开第，刺目于满眼白旗，对父亲保守的政治主张定然是不赞同的。因此，既不想在父权笼罩下与其因政治见解不同发生冲突，又担心家庭反对被禁足，只能采取不告而别的方式去杭州参加了学生军。“背亲”两字不仅描写了朱开第参加革命的决心，体现了小传作者朱佐廷文字上的严谨，透露出他对开第生平的熟悉，加上朱佐廷本身还是1924甲子年《金城川朱氏宗谱》的编撰校阅，更证明了小传内容的真实可靠。
1907年，革命的洪流把永康推到了潮前。光复会领导人秋瑾以绍兴大通师范学堂为指挥中枢，计划与安徽的徐锡麟在7月6日同时起义。前期，秋瑾吸收金华、永康、武义等地龙华会众为光复军，拟通过金华、丽水暴动引杭州之敌救援，绍兴光复军则乘虚袭取杭州，再联合安徽方面进攻南京。龙华会首永康人沈荣卿，副会首金华人张恭、武义人周华昌积极策动此次起义。3月至4月期间，为了筹备皖浙起义事宜，秋瑾曾两次到达永康，后因武义、金华会党人员谋事不密起义失败，党军武义督办刘耀勋、永康督办吕阿荣相继在芝英和岩下街被捕杀害。浙江起义的失败引发了连锁反应，准备不足的徐锡麟和秋瑾于7月仓促起事后被捕遇害。
还没毕业的朱开第，尚在永康就听见革命的传檄号角，心生激荡。皖浙起义虽然失败，但徐锡麟、秋瑾的事迹震动全国，尤其徐锡麟成功打入清军内部开创了革命的新模式，各地革命组织逐渐摈弃依靠骄悍散漫江湖会党起义的旧路子，纷纷将自己的力量向新军内部渗透，永康人吕公望也在这时加入浙江巡抚衙门卫队营。正因为这种指导思想的转变，各地新军被革命党成建制转化，后来的辛亥革命才有了成功的基础。同年8月，浙江新军第二标的弁目学堂以学生为征兵官在金、衢、严三府征兵。这次征兵名为浙江第一次实施征兵制，实际还是募兵，但因为新军第二标和标统蒋尊簋的革命倾向，慕名应征的人蜂拥而至，只能在原定的一营一队外，多成立了一个学兵队⑤。这次招兵，让朱开第产生了以学兵身份参加革命的想法。
1911年10月10日，湖北一声惊雷，武昌首义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国。11月，上海、杭州在光复会的领导下相继克复。为支援北伐，萧山人沈定一在上海组建学生军团，其章程是“扫除专制、创造共和，并除去凡为共和之障碍以保持世界和平为宗旨”。瑞安人沈靖“在西湖湖滨路图书馆设立学生军报名处，自11月22日—25日，报名者即达300余人。不仅浙省学生闻风驰至，即在江浙学校就学的苏浙皖鄂豫桂等省籍学生亦不约而同接踵而来，因此浙江学生北伐军中多有其他省籍的人。如张治中、何键、白崇禧、黄绍竑、夏威……”⑥。随着人数慢慢的变多，浙江军政府不得不登报声明第二批学生军招募无限展期，第一批经考试也仅录取了160名。
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民革四川省委委员田颂尧回忆，浙江学生赴上海没多久又和江苏、四川等地学生一起回杭州进行集训，驻扎在浙江高等审判厅和庙会空地，苏浙学生军团在西湖野外训练时，上海商务印书馆还专门来拍过照。12月2日，没等学生军训练完毕，浙军援苏攻宁混成支队在光复会会员朱瑞率领下攻克了南京，这是光复会最高光的时刻，也正因为浙江革命党在领导上海、杭州、南京等克复战役中的巨大贡献，史学界有了“一部辛亥史，半部在江南”的定论。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为收编陆续聚集到南京的各省学生军，临时政府成立了两所军事学校：一是南京军官学校，另一是南京入伍生队，两所学校都须考试录取⑦。3月1日，浙江军政府接到南京准陆军部通知“愿入入伍生队肄业者，务须自备川资于四月初十前到宁投考，幸勿观望延误”。
而此时的浙江学生军与新军学兵队进行了整合，参照弁目学堂旧例建立了学兵营。学兵营由三个队组成，第一队为原学生军，第二、三队则由新军学兵组成。因自认革命性比对方更纯粹，一队常戏称二、三队为“标兵”，以致私下里明争暗斗不断，批判的力量也常常成为力量的批判。因此，在获悉南京入伍生队招考后，朱开第立即报了名，盼望着进入一个更纯粹的学习环境。然而入伍生队考试内容除了国文、历史，还有中学程度的物理、化学、几何、代数⑧，不出意料，报考失败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南京城刚成立的江苏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同期也在招生，这次朱开第得益于家学顺利得中，由此他千里迢迢赴南京“终修业于江苏法政”。这所江苏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在1923年12月升格为江苏法政大学。1927年6月，东南大学整合江苏法政、江苏医科、南京工业等学校成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第四中山大学几经更名，在新中国成立初定格为南京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为了集中力量重点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全国人文社科类专业大量缩整，继承自江苏法政大学的专业也从南京大学剥离至上海，成为今天华东政法大学的一部分。
简单的机械重复总是会让美好的学习显得枯燥漫长，所以很多人一开始总感觉毕业遥遥无期，等离开校园后又感叹时光荏苒，素月流空。朱开第在江苏法政时，“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成了大总统。讽刺的是，曾任浙军援苏支队司令的光复党人李燮和加入拥袁称帝的“筹安会”,光复党人、浙江攻宁支队司令朱瑞更向袁世凯上奏“劝进表”。反而是老牌保皇派梁启超拒绝袁世凯20万贿赂，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掀开了全国倒袁的序幕。在学校的日子，朱开第看军阀台上台下、政党建了又散，倒也并不难捱。1915年12月袁世凯登基称帝，局势陡然紧张，恰这年毕业的朱开第怀着一身文武技，秉承匡护共和的志向投奔到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处，开始了“民国五年因谋江浙和平，浙督吕戴之委为代表”的经历。
民国五年亦即1916年，这一年袁世凯称帝，各省纷纷独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浙军官兵大都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战斗，中下级军官维护共和、反对复辟的态度非常坚决，愿意追随袁世凯的仅兴武将军朱瑞、陆六师师长叶颂清、警备队司令徐乐尧、都督府参谋长金华林等少数几人。而此时的浙军中，分士官、陆师、速成、武备四个派系，又以速成系及武备系实力最强⑨。朱瑞在担任浙督后为了与其他派系抗衡，一方面依托南洋陆师同学培植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积极向袁世凯靠拢，以期获得袁的支持。速成及武备对此早已不满，俟袁世凯称帝，速成系的吕公望、童保喧、王桂林与武备系的张载阳、周凤岐、夏超乘机联合起来倒朱，这也为吕公望后来担任浙江督军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巡按使屈映光也用台州同乡关系拉拢童保喧，欲借反帝制名义谋夺朱瑞的军权。四面楚歌的朱瑞在感受到严峻的形势后，邀请老搭档——攻宁支队参谋长吕公望来杭协商，吕公望亦想借辛亥的革命之谊和平化解与朱瑞的分歧，他不仅通过电报和联络员与之沟通，还亲自赴杭与朱瑞进行协商，协商前还对童、周、夏等人表示：“本人想先去劝朱，如不允反袁，再来倒朱”⑩。劝说并没有成功，吕公望当晚经嘉兴回到吴兴驻地。4月11日，吕公望派陈肇英部队从嘉兴开至杭州清泰门和候潮门，配合速成系童保喧、武备系夏超进逼督署。在看到政变军队都是往昔革命同袍，督署卫队迅速反正，随即朱瑞通过地道深夜出逃。4月13日，浙江以《宣告独立示文》通电全国独立。
浙江在“护国运动”中未发生战火，除了几大内部势力已达成利益媾和，还有一个原因是吕公望对苏皖沪军阀开展了积极的捭阖外交。浙江独立之前，苏皖沪均为北洋的势力范围。为此，浙军顾乃斌驻枫泾防淞沪杨善德，来伟良、石国柱、黄元秀分驻广德、千秋关和威坪镇防安徽倪嗣冲，吕公望坐镇吴兴防江苏冯国璋，军事压力不可谓不大⑪。但在袁世凯表露出称帝迹象后，“北洋三杰”中的段祺瑞、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也慢慢变得大。首先，袁世凯称帝断绝了段祺瑞、冯国璋通过国会竞选成为“民国”总统的上升途径，且袁世凯在称帝一事上对冯、段多有回避隐瞒，导致段、冯的消极倦怠；其次，袁世凯进行了官制改革，通过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收回全国兵权，并确定大总统对统率办事处的直接指挥权，这在段、冯看来不仅是被猜忌了，还是兔死狗烹的前兆；同时，袁世凯儿子袁克定按新军形制打造“模范团”，这也给了北洋各系袁家已有独立力量清除旧将的暗示，原本明争暗斗的冯国璋和段祺瑞在此威胁下也因此联合了起来。
深谙“抓住一切有利因素，把朋友搞得多多”原则的吕公望，在解决浙江内部问题的同时，敏锐捕捉到北洋派系间的矛盾，并借此加强了与苏皖沪方面的交涉，将可能的江浙兵灾消弭于无形。吕公望具体如何沟通的细节已无从查找，但1963年浙江文史研究委员会《周凤岐事迹纪要》中记载，吕公望回杭面见朱瑞前，曾明确向童保喧、夏超表示：“段祺瑞代表曲同丰、冯国璋代表葛洪荪已来看过我，曾力劝浙江独立”。这不仅是浙军与段、冯秘密勾连的明证，亦证明双方在反袁态度上早已达成一致。
“护国运动”期间，浙江省内外和平皆取得重大成果，吕公望与各势力的沟通必然是繁复的。《小传》将朱开第描述为吕谋求江浙和平所派的代表固然有些夸张，但在此过程中，朱开第担任联络员的可能性还是极大，在后来“援闽浙军”司令部时，他与吕公望的这种关系再次得到了延续。
没有先进政治纲领的军阀政治，一切目标都将囿于巩固自身的权力，成也派系，败也派系。袁世凯帝制闹剧刚刚结束，速成系和武备系之间也起了矛盾，且越来越激化，连吕公望任命的警察厅长傅其永在履新就职会上也被人殴成重伤。吕公望、童保喧毕业于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当时学堂的督办、总办、监督分别为段祺瑞、赵理泰、曲同丰，都是北洋皖系。吕公望原本想利用这点香火情引北洋为外援，不料手段老辣的北洋军阀觑见机会，借1917年元旦放假，未经国会人事讨论即以浙江矛盾升级、事急从权的理由将淞沪护军使杨善德安插到浙江当了督军，一番操作简直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浙江就此成为北洋皖系势力范围，“浙人治浙”局面的瓦解让浙江军阀们如梦初醒，宁波、温州相继自主独立，但不久即被，吕公望仅担任半年浙江督军就必须北上担任怀威上将军的闲职。然而，即使平息了宁波、温州的风波，杨善德对浙军浙人仍心存忌惮，加上筹饷困难，杨又对浙军进行了大规模的缩编，朱开第见此情形另谋出路去了上海。
1917年9月，借“护国战争”入粤的滇桂西南军阀与孙中山合作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共同反对段祺瑞废弃《临时约法》和国会的行径，开始了第一次“护法运动”。年底，广东省省长朱庆澜被滇桂军阀排挤离职，离职前将20营省长警卫军交由孙中山，这给孙中山独立建军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也因此遭到西南军阀的强烈，孙中山予以妥协，并向西南军阀保证这20营不会部署在广东。孙中山将20营部队交陈炯明整编后，1918年1月以“援闽”名义北上。
眼看粤军逼近，无力应付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向总理段祺瑞求援。时闽浙同为北洋皖系势力范围，收到求援后，段即电令杨善德派军协防福建。4月，童保喧奉杨善德令率军南下援闽。杨善德的这个阳谋确实毒辣，不但卖了段祺瑞面子，解决了让自己寝食难安的浙军独立反叛隐患，还能用“援闽”之战消耗浙粤两军的军事力量。6月，“援闽浙军”与“征闽靖国军”34团、粤军夏述唐旅在黄冈—茂芝前一带交战，滇粤两军一触即溃，一路抛弃辎重无数，连电报密码本也丢失⑫。此时，浙军实际已攻入广东境内，“援闽”任务早已完成，童保喧向北洋政府请示后续，旋接回电：以闽督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为副司令，继续向潮汕进发。童对李厚基未出一兵一卒坐享其成不满，遂也不换“援粤”番号仍以“援闽浙军”旗帜南下。8月22日，浙军攻克饶平天险飞凤岭、飞龙径，前锋陈肇英部遥望潮汕，西南护法军政府震动，迅速任命吕公望为招抚使前往策反，朱开第这时来到三河坝任军事检查员。
在朱氏宗谱《衿名表》中，“三河坝”被误为“三河汎”，但“三河坝”这个广东地名在历史上实在有名，很容易纠错。三河坝不仅是陈炯明“援闽粤军”司令部行营的驻地，孙中山曾到此进行援闽动员；南昌起义后，为了掩护周恩来、贺龙、领导的主力南下攻打广州，朱德还在三河坝领导过一场3000对3万的阻击战。萧克将军曾评述：没有三河坝战役，便没有井冈山会师，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及其对南方游击战争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
浙军入闽之初，蒋尊簋、章吴俊、蒋鼎文即对浙军“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义与护法军北伐的目的和意义，动员他们起义归诚”⑬，等到老上司吕公望亲自到前线策反，陈肇英立即反正。童保喧闻讯大惊，生怕其他部队也被吕策反，8月25日迅速撤至诏安，后经铜山退守厦门。潮汕转危为安后，陈炯明乘机进入闽南，陈肇英部队被扩充为“援闽浙军”第一混成旅。1919年2月，陈肇英混成旅再次扩充为一师一旅，吕公望任“援闽浙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黄冈，朱开第转任“援闽浙军”司令部一等差遣。所以，“护法运动”时期，南北政府在福建都有一支“援闽浙军”。两支“援闽浙军”本为同袍，之后倒也没有交火，但童保喧受此打击，5月在厦门郁郁而终，时年33岁。8月，北洋政府所派的援闽（粤）浙军返浙。直到解放初期，在杭州松木场还有一个浙军援粤阵亡将士公墓。
护法军政府的“援闽浙军”刚建立，吕公望同学刘曙领惠州招募民军2千余人归附，后“吕复派人赴浙招其旧部与新招之兵千余名，由其在汕亲自训练，再交陈肇英管辖⑭”。这期间，永康坑里的朱友莱和坑口朱枫浪也来到了广东，在进入“援闽浙军”讲武堂补修军事知识后，分别就任见习关防官和司务长。1919年，讲武堂还来了一个毕业于浙江体育专科学校的学兵，此人以“援闽浙军”为起点踏入军界，后来成为蒋介石心腹，他就是武义人汤恩伯。
1918年5月，因滇桂军阀主导的西南护法军政府以“七总裁”制替代“大元帅”制来排挤孙中山，双方合作破裂，“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1919年8月7日，孙中山声明“决不忍以之共饰护法之名，同尸误国之罪。兹特辞去军政府总裁一职，以后关于军政府之行动概不负责”。11月，为全力推动陈炯明“返粤驱桂”，孙中山与段祺瑞达成合作协议；西南护法军政府则与冯国璋签署了《救国同盟草约》。
因段祺瑞默许手下徐树铮不经审判即枪毙失势的陕西督军陆建章，吕公望同病相怜之余对段氏已彻底失望，本次又受“七总裁”之一的桂系岑春煊所请南下，感情上已偏向与直系结盟的西南军政府，且“是时总司令吕将军公望专乘海圻巡洋舰到汕，正拟与闽军方声涛司令合力进攻福州后再进浙沪”⑮。因此，浙军对南下驱桂兴趣缺缺。吕公望、陈肇英既不配合陈炯明作战，当然就被贴上西南桂系标签，陈炯明亦多次向孙中山告发陈肇英图谋不轨。此时尚未暴露真实面目的陈炯明是孙唯一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对其言听计从的孙中山遂在1920年9月10日在复函中批示：“此部浙军不可靠，收之亦恐为患，不足惜也”⑯。
远在广州的西南护法军政府帮不上，近在身旁的粤军又起杀心，浙军的生存由此出现巨大危机，以致发生士兵闹饷逃溃事件。未解决危机，陈肇英加大索饷力度，这又使浙军与当地群众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多次引发民变，闽南乡民甚至“众筹”请李厚基的北洋军来攻打浙军，导致浙军被坑杀百余人，伤亡千余，独立旅旅长苏伏波亦被击毙。陈肇英后来在自传中曾记述此艰难时期：“其间余师接济匮乏，赒给维艰，所幸粤军一二两军参谋长邓、蒋两公相处甚得，厚承间接协助，始赖维系，至情大义今尤铭记。”这两个相处甚得的参谋长即邓铿和蒋介石，尤其陈肇英与蒋介石，两人相谈甚欢到在潮州城结拜成了异姓兄弟。
与浙军类似境遇的还有“靖国军”。1917年11月，滇系军阀唐继尧任李烈钧为“征闽靖国军”总指挥，统滇军两个师入闽配合陈炯明作战，但实际仅闽籍将领方声涛所领第四师入闽。方声涛入闽后，又命张贞收编本地民军发展“福建靖国军”。1918年，在援闽浙军、靖国军、护法军等部队配合下，陈炯明占领漳州并打造了“闽南护法区”。孙中山曾要求陈“要就近发放枪械支持民军”，但其唯恐靖国军、护法军增长后与己抗争，派赵光到泉州、永春一带分裂瓦解当地护法力量“滥委司令达10余人，地方招纳无赖，拼凑队伍，又大肆掠民焚宅，致南安、永春、德化地方苦于兵祸”⑰，靖国军与粤军也从合作发展到相互攻击。1920年5月27日，陈炯明指责靖国军“惑民”“诽谤粤军”，并请孙中山查办，还将靖国军第三旅副旅长林敬根杀害。7月16日，孙中山电示陈炯明“持以宽大之度为要”。又复电张贞、许卓然，在嘉慰时表示：“兄等捐除小嫌，同心御虏，诸之团结，策国是之进行，大意昭然。”然而这并没有阻止陈炯明对靖国军的打击，靖国军形势每况愈下。
1920年3月，为返粤驱桂“陈炯明和李厚基取得妥协，议好粤军离境时，将全部防地交给李厚基，李须给陈子弹300万发，现款50万元，并出兵一旅协助其回粤”⑱。蒋介石1920年3月20日日记亦记载“今日中师在座，主张粤军单独议和及福建占领地划归北军”。当是时，陈肇英对此协议尚不知情，但在闽立难支的他已感受到南北异动的威胁，遂向闽南张贞发出了邀请，双方一拍即合组建了“靖浙联军”。《金城川朱氏宗谱衿名表》中所载“赣黔桂浙联军”，类似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扯虎皮拉的大旗，内里实际仅滇浙两军。时朱开第为联军禁烟办办事员，此职体现了联军即使穷困潦倒也不忘禁烟的革命本色。6月，陈炯明和李厚基分南北对“靖浙联军”进行夹击，联军奋起反击，并拟从闽西入粤，顺韩江而下分两路会攻潮汕。8月，方声涛亲领的“征闽靖国军”在诏安四都遭遇惨败，余部被南安陈国辉收留。10月，浙军在永定峰市镇诈降被粤军识破后，迅速围攻存有粤军军资的上杭，攻城失利又退回峰市，经广东蕉岭来到三河坝。11月，靖国军亦从永定炕市来到三河坝。未几，联军攻克潮汕，但已无力后继，而陈炯明在驱赶完盘踞广州4年的桂系军阀后，抽身与闽军对联军进行合围。11月16日，弹药不济、士气低落的“靖浙联军”兵败投降。毕竟共同革命一场，粤军洪兆麟以军官每人40元，士兵每人20元标准发遣散费，并用客轮送至上海。朱开第此时转任临时浙军电报局办事员，目前未查到“临时浙军”的资料，不知是否为收容浙军俘虏而暂设。
1922年6月，陈炯明露出反革命真面目，悍然炮击，孙中山逃往永丰舰避难。不久，陈肇英在永丰舰晋见孙中山，被任命为讨逆军一路司令，指挥一个营的陆战队担任黄埔地区警戒，直至永丰舰解围。不知何故，过去的一年里，金川的三名朱氏同宗都留在了广东，朱友莱参加了梁鸿楷的中央直辖广东讨贼军第四军，该军1925年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1928年左右友莱以第四军11师新兵训练处上尉副官职退役，50岁时曾任永康华麓乡乡长；朱枫浪则加入朱文卓的中央直辖讨贼游击军任拳术尉官，两人都参与了孙中山讨伐陈炯明的战斗。朱开第则在1921—1923年间担任粤省电报局主任和桂省少校参谋，这一时期非常有可能是加入了沈鸿英、刘震寰的中央直辖讨贼桂军，但没有具体番号只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待以后有新的史料来证实了。
从战争开始，满清政府愈加腐朽，生民水火，百姓倒悬，华夏岌岌可危。这时，中国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被激发，万千欲救中国于水火的英雄豪杰前仆后继、层出不穷，他们秉持几千年士大夫“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顷”的精神，努力在西方的各种思想主义中寻找拯救中国的方法。或宗教迷信、或维新变法、或洋务自强、或农村改良、或教育强国、或实业救国，譬如洪秀全、谭嗣同、张之洞、梁漱溟、晏阳初、张謇他们都曾经为把中国打造成自己的理想国而努力。即使是陈炯明，他坚决阻止北伐、隐忍阴对孙中山的目的是想以“粤人治粤”实现地方割据，待“联省自治”后再效仿美利坚建立联邦，而这一切的理论依照也不过是来自唯心范畴的安那其（Anarchism）无政府主义。
人的视野囿于时代和认知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孙中山以陈炯明依安那其思想拒绝北伐为逆，因其窃取革命力量行反革命事为贼。而陈炯明却也认为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未必比自己的办法更高明。毕竟在主政“闽南护法区”时，依托安那其主义的陈炯明推行新文化、完善市政设施、促进社会改造颇取得一些治理成绩。连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A.S.Carleton）都认为陈炯明统治下的闽南二十六县，堪称“模范小中国”⑲。但即使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人物，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也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更何况陈炯明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的人。切身经历了“闽南靖国军”灭亡之痛的秦望山，即使40多年后担任民革福建省委委员仍控诉陈炯明“这样换汤不换药的革命是骗人的”，但他的理由也不过是“陈炯明当年也是以援闽为名，养着壮大起来，结果以消灭‘靖国军’换取为代价出卖了闽南”，他再如何杜鹃啼血也仅揭露陈的军阀行为，并没有从革命的对象和任务上对陈炯明的安那其主义做多元化的分析批判。
也难怪鲁迅对高度依靠旧势力的辛亥革命评价也不高，认为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是为了获得“保守人民”的支持，革命仅限于“光复旧物”，所以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青年运动的方向》亦曾评价“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任务决定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软弱性，以及排斥劳动群众的天性，使之无法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对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不可能真正领导革命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回答了革命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从此，中国人民终于有了甄别各种主义谬误的方法，中国的救亡图存找到了正确的打开方式。但这样的一个过程既未一见如故，也非和风细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临时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等人就孙中山，指责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宗旨是“使我党丛结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软弱性暴露无遗。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是中国人血和火的不断求索，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实际融合，才最终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和前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中国不断得到壮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水融的革命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唯物史观的必然，更是大浪淘沙后中国人民做出的决定。从此，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也为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领导力量、根本遵循与制度基础。
到1922年陈炯明背叛革命时，朱开第对“共和”理解肯定没到今天的高度，毕竟孙中山也是1920年才开始接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因此开第的“共和”之路虽几多坎坷，但在本质上却也未必比他父亲的更先进，这是时代的缺憾，也是朱开第的遗憾，但他快没有精力再思考此事了。1923年，朱开第受伤，能判断至迟12月他因伤势启程返杭医治，并住在堂叔朱佐廷的公寓养病，期间探病的“往来者皆当代名人”。1924年1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并决定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在广州黄埔合作建立陆军军官学校。2月，陈肇英即推荐一百多名浙江子弟报考黄埔军校，这中间还包括蒋鼎文、印贞中等“援闽浙军”故旧。虽然此时中国的政局依然混沌，但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变化，工农群众短暂成为了革命的主体，可惜随着孙中山遗志被汪精卫、蒋介石抛弃，大革命的形势也急转直下。5月，朱开第逝世。他固然避开了“宁汉合流”和“国共内战”，却也再无机会为自己理想中的“共和”继续奋斗了。
⑧《汉民日报》1912年3月7日、4月27日；《於达先生口述历史》张俊宏；
